苏州工业园区的建立内情 苏州工业园区是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间的首个合作项目，也是改革开放史上的标志性创举，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的总设计师正是李光耀。 为何选择苏州，在李光耀回忆录里，强调了时任苏州市长章新胜的作用。 在《李光耀回忆录》中，李光耀对创办苏州工业园区的动议有着详细的记载 ： 他写道：当年的苏州处处是破旧的景象，河水污秽浑浊，当时我突发奇想，认为我们有办法把苏州发展成为一个美丽的城市，并且在毗邻地点开发一个工商业区，山光别墅傍着湖光山色，窗外廊边，一派山明水秀，就像现在的一些修复的旧公馆。还隐隐约约流露出旧时的豪门气派。 时任苏州市长的章新胜，在一天午餐后把我拉到一旁问我：“新加坡有500亿美元的储备吧？”我说：“谁告诉你的？” 他说：“我看过世界银行的报告书，能不能考虑把其中百分之十的储备拿到苏州来投资，让我们也能像新加坡一样实行工业化。我担保给你特别待遇，确保新加坡的投资取得成功。” 我说：”精明能干的市长总是很快能够得到提升，你提升之后呢？” 他沉默了一会回答我：“起初我的接班人可能给你添麻烦，不过久了他也不得不沿着我制定的路线走。因为苏州人要的是他们在电视和报纸上看到的新加坡，有工作、有住房，有个花园城市。” 我回答说：“你没有权力为我们提供一片土地，来发展成为一个小型的新加坡，你还得有中央政府授权才能做到。” 李光耀说：我当初没有把这番话放在心上，1992年12月， 章新胜到新加坡访问时，来到我的办公室来，他说已经向邓小平办公室提出建议，大有机会可以付诸实施，请我拟定计划正式提交。 章新胜同邓小平之子邓朴方来往密切。就这样，新加坡副总理王鼎昌勾勒出苏州旧城修葺后，毗邻有个现代化工业园区的构想。 几个月后，趁邓朴方到新加坡考察时，我让他看看修葺后的苏州城区新工业园区的设计草图。他非常兴奋，也因为他向邓办的大力推荐，给这项计划推了一把。 1993年4月，新加坡总理吴作栋访华时和江、李提及，有意在苏州成片开发工业园区，此后中新双方紧锣密鼓地推进合作流程，江苏省委书记陈焕友作为中方代表和新方谈判。 1993年5月，李光耀在上海同时任中国副总理朱镕基见面，李光耀较早预先就苏州工业园区的计划给朱镕基写过信。 朱镕基同意值得一试，他指出，苏州地处长江流域一带，同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也不远。 但是和陈焕友的谈判中，李光耀希望新建的苏州工业园区，能享受深圳、厦门等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但当时政策已经关上大门，这难倒了当时的省委书记陈焕友。 朱镕基听陈焕友汇报后，提出“ 不特有特、特中有特 ” 政策，为中新谈判清除了最大绊脚石。 1994年2月26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和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在北京正式签署合作协议。 苏州工业园区发展初现分歧 李光耀说， 苏州工业园区就在双方热烈的推动下启动了，但是工作没有多久就触了礁。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目标宗旨出现分歧。 北京重视“软件”，着眼长远利益。 北京最高领导认为，苏州工业园区计划的本质是：是为了转移新加坡在策划、建设、行政管理方面的知识和经验，联合开发一个集工、商居于一体的综合性的国际城镇，以吸引高素质的投资者。 苏州看重“硬件”重视眼前利益。苏州政府却为了保证狭隘的地方利益偏离了正轨，同核心目标渐行渐远。 李光耀说，我们要向他们展示新加坡的模式，怎么重视金融管制、蓝图总策划，为投资者提供持续不断的服务，这些是我们的软件。但是他们要的却是“硬件”，就是那些我们建得了的高楼大厦、公路和基础设施，以及我们通过国际上的联系和信誉，所能吸引到的巨额外资。 他们没有集中精力学习怎么创造一个适合经商的环境，也没有选出最有希望的人才接受培训，准备接手。 “硬件”会带给苏州以及市政府的官员的利益是立竿见影的。相反地，北京要的“软件”，也就是采纳新加坡的模式和经验，以便把所获得的利益也转移到其他城市去。因为重视眼前利益，苏州更看重“高新区”。 1994年，苏州工业园区落实期间，双方合作出现了看似难以弥合的分歧。当年负责把新方发展与管理经验转移到园区的新加坡人力部长林瑞生说：“园区一开始的落实进展是事倍功半，因为双方当时在思想和文化上存在很大的差距。”反映来自“条条块块”的阻力。 李光耀说，苏州5年，让我见识了中国一层层的行政机关和易变的经商文化的错综复杂。 苏州重 “ 新区 ” ，薄 “ 园区 ” 出现分歧后，李光耀说，基于此，苏州市政府并没有信守承诺，对苏州工业园区全力以赴，反而利用同新加坡的联系，发展由市政府自己开发的另外一个工业区“苏州新区”，同时操纵土地和基础建设的价格，如新区出让的土地价格比园区更优惠等等，使“新区”比“园区”更具有竞争力（李光耀对此分析原因为，苏州市政府当时在资金上遇到了困难）。 因为“新区”成立比“园区”早，是苏州市政府的“长子”，地方政府自然会“偏心”。 “园区”和“新区”的矛盾和